文 | 《企业家天地》记者姜超明

　　我们坐车从长沙到昆明，然后又从昆明驱车，沿着230国道一路向南狂奔，将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后，终于抵达中国云南的边境小镇勐腊，在当地的磨憨海关办完简单的出境手续后，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但总算踏上了这片属于异国的土壤。

　　这里属于老挝，但这里，却活跃着数以万计的邵东人。随行的一位邵东老乡告诉我们，这个数字至少是“5万”。

　　我们为此惊讶不已，但我们更惊讶于他口中随后的数据：在老挝2.5亿元的年摩托车销售额中，其中的2亿元都是由邵东人完成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包揽了手机生意的60%，以及服装和箱包市场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从邵东到昆明，然后是勐腊-磨憨-老挝，这些邵东人的“淘金之路”，远比我们去时要惊险和艰难许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云南边境，远没有今天这样开放，出入境都需要繁琐的手续，而对携带的商品，则需缴纳重税。

　　为了绕开边境检查，这些最早前往老挝的邵东人，选择了跋山涉水、昼伏夜行的“偷渡”。他们翻山越岭，逢河涉水，云南边境地区湿热的气候下，蚂蚁、蚂蝗、蚊虫出没，碰上下雨，从山上、河边钻出的蚂蝗就开始粘在身上，打都不及，不少邵东人因此病死。

　　但风险背后的利润却让更多的邵东人前赴后继。在这片完全没有铁路、几乎没有工业的土地上，邵东人却完成了从不名一文到身价上千万乃至过亿元的涅槃。“根据我们的考察发现，老挝这边的邵东人里，资产在亿元以上的至少有5人，超1000万的80人。”湖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邓立佳说。

　　他们没有富爸爸，但他们却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空间，他们被称为“湖南的犹太人”。

　　邵东的经商基因

　　邵东，因居邵阳之东而名。面积不过1768平方公里，却活跃着130多万邵东人——这不仅让其成为湖南人均耕地最少的县，甚至很长时间都是最穷的县之一。某种程度上，这与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所处环境倒是颇具神似之处。

　　与温州人为了谋生当挑货郎类似，人多地少的邵东人无法从几分薄田上获取赖以生存的粮食，便只好将目光转向别的门路。

　　而千百年绵延不绝的“尚武修文”传统，最终衍生出邵东人气质里的另一项特质——经商闯荡。

　　民国时期武汉三镇赫赫有名的湘商群体“宝庆帮”，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邵东人。而到了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这些穷得叮当响的邵东人更是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抱定“饿死胆小的，胀死胆大的”信念，开始暗地里想法设法做生意赚钱。

　　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更是激发了这些已经暗地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邵东人内心的赚钱欲望，它们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于是，这些头脑灵活的邵东人不约而同选择了与千里之外的温州人类似的道路——挑货郎，他们挑着小商品走村串巷，从邵东走向全国。而贩销的对象，也从最初的纽扣、牙刷、锅子、小五金等“小把戏”，逐步发展到烟酒茶等小百货。

　　他们将货物从邵东批发出去，然后又经由自己的双手售卖到全国。

　　如果有机会走进邵东县城，并与当地的工业品市场有过一面之缘，你便能想见当时挑货郎走南闯北的热火朝天。

　　以高达十多层的主楼为轴线，十多幢七八层高的楼房分列两旁，而专为此架设的十多座过街天桥，则将整个市场和街道联为一体。整个市场的气势，犹如武汉的六渡桥，而繁华，则恰似汉口的汉正街。

　　市场里的经营区域多达18个，经营户更在万余左右，日用百货、针织、毛线、服装、鞋类、包袋、五金、交电、渔具、铝制品、塑胶制品、文化用品、日化洗涤用品等20余类20000多个花色品种将整个市场衬托得琳琅满目。

　　“整个邵东县的总人口也才100多万人，但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我们做生意的邵东人。”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胡师傅向我们讲述的语气颇为自豪。数据显示，如今的邵东人，已将生意做到了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大批做生意的邵东人，而全国，更是有253个地区开设了邵东街。

　　异地“淘金”路

　　老挝所在的东盟，则是全球范围内聚集邵东人最多的地区之一。“仅老挝就有5万人，再加上泰国、缅甸等地的，最起码也在10万人左右。”身为老挝中国商会湖南分会会长、老挝康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邵东籍商人卿济康告诉我们。

　　邵东人跟东盟结缘，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不少邵东人发现，到云南、广西等中国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不仅利润丰厚，竞争也相对要少很多。于是，不少邵东人开始离乡背井，身背几件换洗的衣服，口袋里装几百块借来的路费，前往边境开启自己的异地“淘金”路。

　　最终，他们把财富的希望寄托在勐腊这个边境小县城，开始做边贸生意。而随后，其中的更多人则将目光聚焦在勐腊县的磨憨这个边陲小镇，在整个东南亚，磨憨都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它是中老边界线上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陆路口岸，是通往老挝、泰国乃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大通道。

　　数以千计的邵东人在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上，掘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到九十年代初，邵东人灵敏的商业嗅觉里，又开始被老挝的商机弥漫。这个在古代曾被称为“澜沧王国”的国家，几乎什么都缺，90%以上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需要进口。

　　于是，成群结队的邵东人开始结伴出发，想方设法将货物运到老挝。最初，边境并不完全开放时，他们就身背一、两千块钱的货物偷渡过去。为了绕开边关检查，他们翻山越岭，逢河涉水，因为气候不适应，再加上蚂蚁、蚂蝗、蚊虫特别多，一不小心就会被叮咬，很多人因此染病，当地又没有很好的医疗技术，有时看病打针就会被打错针、吃错药，有些人便因此死亡； “那时候，在那边千万不能得病，一旦染上病就危险了。”接受我们采访的邵东商人谭忠说，如果再运气不好的话，因为偷渡被抓，不仅要被关押，还要被罚款。

　　而且，老挝当地的交通落后，很多省份的中巴车都不能按时甚至压根就没有，只有依靠两条腿走路，运气好的时候碰巧有运油的车经过，或许可以少走几百里路。天黑以后，这群敢为人先的邵东人就以地为铺，把货物枕在头下度过漫漫长夜。

　　中国绝大多数商品是老挝所需的，从日常生活的服装鞋袜、塑料制品、洗涤用品、妇女用品、厨房用品，到生产用的建材产品、机械设备、农机产品。老挝是个农业国家，中国的手扶拖拉机、柴油机、碾米机、脱粒机、农用运输车、化肥、农药等均受青睐。所以，当这群邵东人带着老挝人所需的日用品意外的闯入他们的生活中时，就开启了“邵东帮”闯荡东盟之路。

　　第一批带货过去卖的邵东人在老挝闻到了诱人的金钱味，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多带点货去卖，就这样，钱越赚越多。到了95、96年的时候，在那边的邵东人每个人手中都积攒了一笔钱，于是大家决定合伙用汽车运货过去卖。慢慢的，钱越赚越多，到最后大家就不再合伙，都开始出来单干。于是就有了后来属于个人的摩托车行业、手机行业、农机行业、百货行业。

　　在东盟做生意的邵东人很多都是从摆地摊开始，自己挑着货到乡下去卖。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走到哪卖到哪，也吃到哪睡到哪。那边天气炎热，每天挑着货物走家串巷是非常辛苦的，饿了就吃点糯米饭团，因为气候问题，那边蚂蚁很多，所以经常吃饭的时候是把蚂蚁和糯米饭团混在一起吃，累了就把席子摊在别人的屋檐下睡觉。如果不能吃苦的人是绝对坚持不下去的。

　　吃、住都还是一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语言不通。而语言不通则无法与当地的老挝人交流、做生意。最初，这些邵东人根本没有钱请翻译，于是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就派上了用场——当老挝人不断指着某件商品时，就是问价钱，这时候卖方会把价钱打在计算器上，毕竟阿拉伯数字大家都认识，如果老挝人要还价就把自己心中的价钱打在计算器上，如果卖方同意就点点头交易就行了，如果不行就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在计算器上谈价。

　　凭借着这种“草根”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邵东人开始在东盟站稳脚跟，并最终做大做强，形成十万“邵东帮”集体下东盟的奇特现象。

　　做大要素一：内部互助

　　而最终帮助更多邵东人在东盟发展壮大的，则是邵东人内部的团结互助精神。背井离乡的邵东老乡们，有的实力强，便经常赊货给一些小户或困难户经营，大帮小、富帮穷。而“沾亲带故”的人际圈子，加上“你带我，我带你”的帮扶，最终让邵东人境外经商圈子的规模日渐扩大。谭忠就是其中一个。2002年，谭忠在亲戚的极力劝说下，放弃了做银行白领，下海经商，带着3000块钱和两套换洗的衣服闯荡老挝，如今已经身价千万。

　　32岁的唐付平，靠着亲戚的帮衬以及老乡赊欠的手机，从一家手机批发经销店开始做，如今，他的手机销售网络已经遍布老挝全国，年销售手机达30万台。

　　1998年，邵东人宁顺忠刚到老挝时，身上只带了1万元的原始资金，他先是托朋友在万象市的宏格亚星商业街找了家店面，有靠着老乡们的帮衬，开起了家五金建材批发店，如今，他经过近10年努力，已经由当初的一家批发店发展到现在拥有5间店面，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做大要素二：不拆台

　　另一方面，这些身在异乡的邵东人，又依靠在利益面前，密切协作而不是互相拆台的精神，看到商机不是闷声独享，而是积极把商机告诉同行，动员大家一起来把生意做大。

　　张跃鹏是1997年去到云南边境勐腊县做生意的，因为人缘好，和老挝人比较熟，所以在一位老挝朋友的建议下于1999年去到老挝做生意。张跃鹏把自己的第一个汽车配件店开在了琅勃拉邦，主做中国汽车配件生意。但2007年时，随着大量日本车、欧美车的进入，张跃鹏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他又在朋友的建议下，开始兼做了红木加工生意，如今每年都能赚个一二百万。2008年，他又开了一间水泥瓦厂。

　　2008年，谭忠经朋友的介绍，又发现了红木加工行业的商机，他与这位朋友合伙，建立了红木加工厂，生产红木地板和红木门套装门。如今，第一批红木地板和红木套装门即将进入中国市场。

　　做大要素三：善捕商机

　　善于捕捉商机，则是邵东人得以在东盟各国发家致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蒋菊泉是邵东县黑田铺乡金玉亭村人，他到老挝时身上只带了5000元启动资金，从服装零售开始做，但生意却几经沉浮。他的发迹同样缘于偶然，2000年时，蒋菊泉就从国内带去了一台数码卫星接收机。看着使用数码卫星接收机后接收的电视画面又多又清晰，当地的老挝居民很是惊诧：“哎呀，啥东西这么好，你卖给我吧？”最后，这个成本不过数百元的机器被蒋菊泉以25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不仅如此，这次“撞”来的生意也让蒋菊泉敏锐地捕捉到数码卫星接收机的商机，他在市场考察中发现，老挝的有线电视业不是很发达，国民收看的电视信号不稳定。蒋菊泉迅速转行数码行业，开始大规模从国内进口卫星接收机成品到老挝来销售。四年后，蒋菊泉不再满足于销售别人的产品，他申请注册老挝PSIA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使自己的事业掀开新的一页。

　　李勋华，1999年来到老挝发展时，做的是小电器批发的生意。后来他看准了摩托车行业的市场，适时转行，做起了摩托车批发生意。最开始时，李勋华整辆整辆地进货到老挝那边去卖，后来他从海关那边了解到，这个摩托车散装零配件关税要低一半，所以他就在国内把整车拆成配件，再运过去，再到那边组装，这样关税就少一半，成本也大大降低。从整车进货，到后来组装，再到那边卖配件，现在从组装、生产、销售、维修整个产业他都控制了。

　　在2004年李勋华投资1000万元在万象市筹建老挝福达有限公司，开办了自己的摩托车组装厂。如今，李勋华创办的老挝福达有限公司总投资额达2000万元人民币，年产摩托车2万多台，在老挝全国设立了80多个销售网点，10余家摩托车维修站，成功占据了老挝摩托车市场25%的份额。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邵东商人的企业和店铺如今已经遍布东盟，其中尤以老挝最多。在首都万象就有1万左右的邵东人长期经商，而当地繁华的宏克亚星商业街和三江口小商品城(48.38,0.56,1.17%)更是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邵东街”、“邵东村”。在万象繁华的宏克亚星商业街里门店总数的70%都是邵东人开的，三江口小商品城里的98间门面中，88间都被邵东人占据。

　　而李勋华的福达摩托车组装厂，加上朱建新、谭忠、赵志红等人的摩托车生产组装厂，每年能产摩托车8万台以上，占据了老挝市场80%以上份额。

　　相邻的泰国甚至还专门有个湖南工业园，它是由通过邵东人的泰国湖南商会刘纯鹰牵头创办的。

　　而在越南，靠生产打火机起家的邵东泰通有限公司了解到越南文具用品需求旺盛后，迅速新开了一家文具用品生产厂，专门生产文具盒，目前该公司在越南的工厂已发展到4家，年产值达6000万美元。而同在越南的邵东神风打火机公司则连续两年坐上该国谅山州民营企业的第一把交椅。

　　但即便如此，这些独在异乡的邵东人，仍然有着最大的担心，这种危险来自于当地的治安交通。与越南类似，老挝同样是个交通事故频发的国家，很多当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而且，很多老挝人都喜欢喝酒，喝完酒便会开着摩托车到处乱撞。“即使你不撞他他也会来撞你，交警也没怎么管。去年我们就有一二十个老乡被撞死了。上次我回来开会，才一个星期，又有四个邵东人被撞死了。”谭忠唏嘘道，此前，邵东县牛马司镇某个独闯老挝的邵东人，被撞死后因为找不到肇事司机，最后连送回老家安葬的钱都没有。“即使找到肇事司机，也赔不了多少钱，老挝人没钱，一般也就赔个一两万人民币，最多也就四万元人民币。”

　　也正是靠着“不要命”精神，邵东商人终于在以“湘军”闻名全国的湖南脱颖而出，成为整个湘商群体中永恒的奇葩。而邵东人在东盟开创出的天地，又把湖湘文化撒播当地。

　　那些当年一贫如洗的邵东商人，如今正在东盟开花结果，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赤贫到腰缠万贯的转变，有的甚至已经组建自己的企业王国，虽然相对于三一重工(33.08,-0.32,-0.96%)、远大空调来说，他们的规模不够大，但他们身上的精神，却因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更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人生或许没有传奇，但却有更多的“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务实开拓、敢为人先” 的邵东精神。

　　刘纯鹰 小商人到东盟建“王国”

　　从1986年到2002年，在商海沉浮16年，从一家小小的宾馆做起到拥有隆鑫箱包制造厂、湖南邵东隆源进出口公司、隆源宾馆并涉足汽车销售、印刷厂、印刷机械销售，文化用品销售、酒店等行业，刘纯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

　　从平民成长为小商人，他花了16年的时间，那么从商人到组建自己的企业王国要花多久的时间呢？答案是9年。这个快要步入知天命年纪的邵东县两市镇的男子，一直坚持着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观，开始踏上组建自己企业王国之路。

　　2001年，刘纯鹰不再满足于国内的市场，从长远利益的眼光考虑，也为了替自己所涉及的行业寻找更宽广的销售平台，刘纯鹰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2002年3月，刘纯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到泰国考察。在考察期间，他发现如果适当的利用国外的资源，在更广泛领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建立境外营销网络能够帮助自己的事业发展壮大，于是确定了在境外投资的想法。

　　而在海外建公司是需要勇气的，毕竟是陌生的环境，以及语言不通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泰国市场的发展前景给了刘纯鹰勇气。泰国的投资环境比较宽松，中泰关系也非常亲密，泰国人民非常友善，治安状况也不错，商业环境和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优势，加之泰国有着巨大的辐射面，除中国以外还和印度、欧美等国家有着明显的友谊合作关系，泰国又是东南亚的中心、东盟的中心，于是他决定在泰国立足。

　　2002年6月份，刘纯鹰投资了500万元人民币并从湖南邵东隆源进出口公司派出了三名得力干将先行去到泰国曼谷组建新公司——泰国华升公司。

　　但当时在泰国做生意的邵东人并不多，大概只有100人左右，商人之间还互相保留，所以第一年华升公司的交易额只有约30万美金，公司处在亏损状态。

　　第二年，公司根据泰国市场的需求，调整了产品的结构，实现多元化经营，并不再只是销售箱包，而是发展成为了一间贸易公司，除箱包外，还做五金工具、服装等产品的贸易。第二年公司就扭亏为盈，到现在每年的交易额达到约200万美金。

　　尽管公司开始步入正常轨道，但是危机随时都会出现。

　　因为刚去泰国发展，公司并没有从国内调大批员工过去，更多的还是在当地招收新员工。随着对泰国当地员工渐渐的信任，公司决定把运货的任务交给当地的员工单独执行，然而极个别的员工居然在送货的过程中私自将货物运走，这给刚在泰国起步的刘纯鹰以重大打击。

　　“但困难是阶段性的，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度，走过来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毅力一项目标”，刘纯鹰仍坚持着实现自身价值的信念。

　　2006年为了让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刘纯鹰亲自去到泰国。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了解与观察，刘纯鹰发现在泰国发展的湖南企业95%以上没有厂房，都是靠租厂房来经营。于是刘纯鹰想到是不是可以把分散在外的湖南企业和一些想要来泰国投资建厂的湖南企业都集中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便利。于是便有了建设湖南工业园的想法。

　　2009年4月，刘纯鹰在距离曼谷136公里的泰国东北部的巴贞府甲民武里县开始组建湖南工业园。目前湖南工业园的第一期已经开发一平方公里，工业园的基础设施都已建设好。现在签约的企业已有十家，买好土地在建设的企业有四家，包括2个塑料制造厂、 1个打火机厂、 1个箱包厂。这些在建的企业都是邵东企业。今年刘纯鹰的目标是引进10家企业入园。

　　对于经商，刘纯鹰还是偏向于稳打稳扎，宁愿用十块钱去赚一块钱，也不愿用一块钱去博十块钱，他更愿意在稳定中求发展。也正是因为他的稳扎稳打，才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现在建立了湖南工业园，刘纯鹰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其他企业建立海外的销售平台，就像当初自己来到泰国发展的目的一样。

　　虽说“商场如战场”、“上阵无父子”，但是刘纯鹰更愿意做商场上的“好人”，诚信经营，以诚待诚。“只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在商场上做个好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稳扎稳打，做商场的“好人”，或许这就是刘纯鹰能够从经营一家小小的宾馆到现在组建自己的企业王国的原因吧。

　　谭忠

　　被“诱惑”者的发财路

　　从银行白领到商人，从工薪阶层到身价千万的企业家，谭忠——这个生于1971年的邵东汉子历经八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蜕变。

　　现在，谭忠是老挝中国湖南商会副会长、老挝中国湖南商会巴色分会秘书长、老挝喜拉温进出口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博森投资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2年之前，谭忠还是邵东一家银行的职员，却最终经不起在老挝“横财大发”的亲戚的诱惑，决定下海经商。

　　2002年9月，他带着3000块钱和两套换洗的衣服出现在昆明汽车站，开始了闯荡老挝之路。经过了一天一夜的车程，谭忠到达了云南的边境小县——勐腊县，随后又马不停蹄地租车赶到了磨憨关口。

　　第二天，在磨憨休息了一晚后，谭忠办好出境证件，过了关卡，直接搭车到万象。“那时候还不是现在这种中巴车，而是那种农用车，加上路面不平，搭车的人又多，我坐在最后面被颠簸的车抛到好高。”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么颠簸的车，那些老挝人居然能在车顶爬来爬去拿东西而不被甩出去。

　　早上八点多，谭忠到达了老挝的首都万象，但下车后的第一眼让他不能相信这就是老挝的首都，汽车站地面并不是水泥铺成的，而是泥土，“路面跟我们的邵东县城简直没法比。”

　　只带了3000块钱的谭忠在到达老挝时就已经花掉了2100多，带来的钱所剩无几。好在亲戚帮忙，谭忠在占巴塞省的巴色市租了间门面，又从亲戚那赊了些摩托车卖，等卖掉摩托车再把本钱还给亲戚。

　　然而，这种陌生的环境让他很不适应——在家时，睡高床枕软枕，可到了老挝，则是光秃秃的木板床，加上来老挝的途中一路颠簸，让他一个月都是全身酸痛。由于天气湿热，蚂蚁特别多，就连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蚂蚁，这让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最难受的莫过于怎么打发时间。在巴色，没有电视机，没有可以打牌聊天的朋友，没有书看，收摊以后只有早点睡觉，这对于在家是夜猫子的他是个难题，考验着他的忍耐力。

　　在占巴塞省做生意有个特点，就是大家即使有自己店面也不把货物摆在店里卖，而是在自己的店面前搭个棚子，然后把货物都摆在棚子里卖。因为老挝人民都很友善，治安也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谭忠和七、八个相熟的人把摊子都摆成一排，就只留下两个人守摊，其余人就休息或者在一起打牌。然而随着摩托车的销售量直线上升，所赚的钱也成倍地翻番，谭忠开始把关注重心放在自己的生意上。

　　谭忠做生意以诚待人，与人为善，所以摩托车的销量越来越好，他卖的最好的一天是卖了76台车，请了22个帮忙装车的老挝人，那一个月就卖了1100台，赚了二十多万。比起在家一个月只有二、三千的工资，谭忠尝到了经商的甜头，而那些对环境的不适应“症状”也渐渐消失。

　　随后，谭忠的生意越做越大，门面扩大到五间。虽然生意是越来越好，但风险也越来越高。因为老挝人有个习惯，买大件的东西喜欢分批付款，欠下的钱也随便你怎么算利息，利滚利，最后很多人是还不起的。在老挝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想到哪直接走人就行了，有些人还不起钱就会携家带口的跑掉。碰上好一点的老挝人还不起钱，你可以把摩托车拖回去再继续卖。从2002年到现在，谭忠仍有三、四万的账没收回来。

　　曾经有段时间，手机在老挝那边特别畅销，于是谭忠和十六个家乡人一起去到深圳考察，打算做手机生意。在深圳呆了27天，跑了500家公司，脚都磨出了血泡，这是谭忠做生意以来最努力的一次，但是最后这个计划流产了。因为谭忠发现市场只有这么大，做的人却这么多，不喜欢跟风的他选择放弃。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摩托车销售量下降不少，加上同行竞争大了，利润空间小了，谭忠决定另辟蹊径。在08年的东盟博览会上，他和朋友看中了老挝红木资源丰富的商机，于是决定合伙闯进红木加工行业，生产红木地板和红木套装门，并在国内注册了扬森牌商标。目前已经投资了600多万进去，马上，生产出来的第一批扬森红木地板和红木套装门就要运到国内了。

　　趁着红木地板运回国的十几天空当，谭忠又和朋友做起了药材生意，只要从老挝把药材运过来转手卖掉，保守估计可以赚两百万。

　　正是因为对市场信息的灵敏感应和精明的生意头脑，才造就了谭忠从年薪三、四万的白领转变成身价上千万的企业家。

　　邵东和义乌的同与不同

　　邵东县城里林立的楼房内，楼上住人，楼下开店已成为普遍现象——那么一刻间，我心中突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这里怎么这么像浙江义乌？都有着大市场，都是前店后厂，都是县级城市，都难见到宽广的农田，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大小不一的私人加工厂。紧闭的大门背后，都有三五不等的工人们在手脚麻利地加工鞋子、箱包或者文具。

　　还有，他们都曾是资源相对缺乏的地方，当年老百姓生活曾经非常清苦。如果您想到明朝抗倭的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的话，您会发现，他们还有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异曲同工：尚武、斗狠。戚家军的多数成员都是义乌兵，而邵东的尚武传统则在清末的宝庆帮中大放光彩。

　　尚武的邵东人和义乌人最后都成了生意人，而且，生意越做越大，这倒有些让人寻味了。

　　1985年2月，邵东开始形成大小不等的专业市场，并成为闻名全国的小商品交易中心，邵东经济因此发展，到1998年，邵东GDP已达47亿元，而2008年时，其GDP已超过100亿元。

　　如今，邵东已成为湖南省唯一的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试验区、全省专业批发市场试点县、全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和国务院县域经济综合调研基地县。

　　而这，正是邵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十万邵东人集体闯东盟的后盾。

　　“既敢为人先，又脚踏实地，这就是邵东人为什么能将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原因。”邵东县商务局外经外贸股股长龙玉泉感慨道。

　　目前，在老挝的五金、手机、家电、数码机等行业都被邵东人垄断了。在泰国，则有300多家企业争相投资。

　　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启，“零关税”等优惠政策正在吸引更多邵东人到东盟各国发展投资。

　　但仍有更值得深思的问题，论经商的传统，邵东远久于义乌，但论当今的影响，邵东恐怕就难与义乌相提并论了。

　　来看几个义乌之最：全国最大的内陆港；全世界拥有商品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城市；福布斯2005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14.90,0.06,0.40%)市；全国现金流量最密的县级市，浙江每天1/3的现金在义乌流通；全国外商入驻最多的县级市；全国县级市最大的航空港……

　　而此时的邵东，能够拿得出手的，便是邵东县工业品市场——它被称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而剩余的75个专业市场，则最多只能敢称“湘中最大”了。

　　邵东人是湖南商人的骄傲，但邵东且慢骄傲——当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邵东问题，而更多有赖于整个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整体湘商的崛起了。

　　毕竟，浙江兴而义乌兴——换言之，湖南兴，则邵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