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成于礼。

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短短26年，谈不上任何历史积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深商，性都未定，如何定量？所以，要真正概括出深商的明显特征是件难事，更是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好在我们从倡导深商概念的那一刻起就抱着边概括、边改进、边完善的愿望，不求永久结论，但求与时俱进，所以即使不成熟的意见我们也敢于发表出来。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罗列以下关于识别深商的十大标志性特征，全当抛砖引玉，为日后讨论准备一个蓝本吧：

一、公司人。在自我介绍和商务交流中，使用的“第一人称”往往不是“我”，不是“我们”，更不是“我们单位”，而是“我们公司”。深圳1000多万人口，61万多家公司，公司已经取代村落、“单位”成为深圳的社会单元。“公司人”不同于“单位人”，不是简单的称谓不同，而是本质涵义不同。北京“单位”多，“单位人”与“单位”之间往往有垂直的、不对称的人身依附关系，“我”属于“单位”，但是“单位”并不属于“我”。深圳多“公司”，“公司人”与“公司”之间大多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身隶属关系。深圳人的公司大多是合伙制的，既然是合伙人共同拥有的公司，当然不能用“我”来代表公司，就是“我们”也不代表公司，我们是我们，公司是公司，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我们”是有区别的。所以，精确的深圳商人的第一人称是“我们公司”，重心是“公司”，“我们”是修饰语。从深圳商人的自我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朕即天下”、“我即公司”的混沌产权关系在深圳商人这里已经基本上被彻底厘清了。黄宏生等老一代“老板型”的深商因为这个关系处理的不好，吃了苦头，新一代深商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合伙，这方面大都“门儿清”。

二、创意主导公司。阿尔文·托夫勒继《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之后用25年的时间推出了他的“未来学”的第三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著作——《权力的转移》，剖析权力的真正源泉：暴力、财富、知识，他得出结论说，知识将彻底颠覆全球的权力格局。毫无疑问，他的结论符合美国硅谷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深圳的实际。投资银行家追逐手持商业计划书的创业者的情形并不是欧美独有的现象，深圳的高交会实质上就是让有创意的人站到舞台的聚光灯下，以便更好地受到投资者的追捧。科技企业是个突出的例子，事实上，以“创意为瑰宝”是深圳所有公司的生存法则。在深圳，人们很难聚会到一起，即使是同学、老乡、亲友，一年到头也聚不了几回，即便逢年过节、有人张罗，大家也都是东齐西不齐，很少有一忽悠大伙就齐刷刷聚到一起的。但是，凡是总有例外，要想把大家迅速召集到一起，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绝招，那就是电话里告诉对方：“我有个赚钱的好创意，要不要过来一起商量商量？”保准对方一叠声应承、一溜小跑过来见你。今天的公司完全围绕创意来组建和运营，创意用尽，大家作鸟兽散。决定一个公司能否长久存续、永续经营的唯一考量是：商业创意和商业模式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资金，人才、房地产乃至社会关系，都是为商业创意服务的。

三、年轻人做老板。既然是创意主导公司，而年轻人的创意又来得非常快，所以，更多年轻人而不是年长者成为公司老板就不是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了。农民种田的经验需要世代积累，传统手工艺需要师傅传授，这种世代相传的知识传承方式在今天看来已经遭遇挑战。今天的信息不是单一的上下垂直的线性传播，而是交叉、交互式的立体传播，年轻人未必一定比年长者后知后觉。成功不一定全靠经验，年长已经不一定是优势，年功也不是决定一个员工公司地位的唯一条件，论资排辈早已远离深商。在强调创新的创业中，年轻、脑子快、精力充沛、包袱少、知识结构新……，这些禀赋倒成了优势。李一男就因此在华为书写了一个传奇——23岁硕士毕业后到华为报到两天内升任工程师，两个星期后被破格聘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出任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27岁时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李一男对未来技术趋势的惊人的洞察力让华为内部员工也惊叹不已：“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华为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李一男现象”在深圳科技领域乃至整个深圳商界都普遍存在。如果你约见一家深圳公司的老总，来的却是一个“嘴上无毛”的毛头小子、年轻姑娘，你丝毫不用惊奇，因为深圳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四、穿着休闲。西装革履，大腹便便，这种旧式商人的形象早已不适合深圳商人了。在深圳，穿西装、打领带、必恭必敬的是酒店的服务生。深圳的老板族大多穿着休闲，不仅是因为深圳地处亚热带，又是海滨，也不仅是因为深圳老板们普遍年轻、好运动，更重要的是，深商社会是扁平的社会结构，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结构，重人、重创意的深商社会中，出身和财富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衣饰、外表就更加不是彰显社会地位的标志了。深圳人给人的印象是，越有钱，越随意。舒适、自在成了着装标准。深圳商人中的最流行服饰除了高尔夫体恤衫以外，还有一种平时打开第一颗纽扣当休闲衬衣穿、关键时候可以扣上第一颗纽扣当正装的“小立领”衬衣，外配西装外套，不用系领带、领结，简洁、大方、不累赘、显气质。这种“无领、无袖”的“小立领”衬衣是深商独立、平等、自由精神的最佳体现， 如果善加设计，完全可以成为深商的标志性的经典服饰。

五、开口闭口科技、创新。创新始于不得已。在北京经商，可得关系之利；在上海经商，可得买办之利；深圳在中国行政金字塔上的地位甚至连广州都比不上，跟北京就更无法比了，深圳的前面有香港这个中西融合的大都会，贸易与代理的最丰厚的利润也是轮不到深圳的，深圳土地狭窄，资源贫瘠，做工厂的地盘都是紧巴巴的，哪里有正常的谋生出路？创造性和自尊心一样强的深圳移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抓住科技创新这根救命稻草，在石头地上种“馍馍”，螺蛳壳里做道场。上帝是公平的，盐碱滩涂上的威尼斯什么都没有，结果商业文明之花因此盛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备受大陆国家凌辱，奋发图强，工业革命由此开始；资源匮乏的东瀛小国，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中脱胎换骨，凭着精工的制造技术，挤身西方列强；新加坡、香港，都是弹丸之地，但是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亚洲之都、东方之珠。深圳短短20多年中，多次面临休克性死亡的厄难，是“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的精神拯救了深圳人。拜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之赐，深商奇迹般地崛起，所以深圳商人把科技、创新挂在口边，是有由衷的理由的，就象北京人开口闭口讲关系、上海人开口闭口谈海外一样，衣食父母之所在，何可忽乎哉？

六、动不动就要做第一。广东人喜欢吃第一只螃蟹，这是出了名的，但是能不能把螃蟹吃得最好、吃的最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深圳人的“敢为天下先”，不仅是指敢吃第一只螃蟹，而且是指：一旦选择了吃螃蟹的行当，就要把吃螃蟹的业务做精、做专，做到行业第一，天下第一。就象万科做房地产一样，其专业化程度一骑绝尘，已经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所能望其项背的了。按照王石自己的说法，万科下个十年想学习和挑战的标杆企业是美国帕尔迪房屋公司。这种动不动就要做第一的想法不仅仅属于象华为、中集、比亚迪这样已经成功的大公司，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种天下第一的梦想，当初任正非就是因此被人称为“任疯子”的。深商的这种要做就做最好、要做就做第一的想法，并不单是雄心与野心的表现，更不是好大喜功的特性使然，实在是深圳所处的市场环境中商业竞争十分激烈，高度专业化导致市场只认第一、不容第二。只要你稍有懈怠之心，市场就会将你淘汰。如此一来，你要是没有做第一的胆识根本就无法开始自己的事业。

七、E化生存。欣赏西安、北京皇城的庄严肃穆的人看不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欣赏上海外滩欧式建筑的经典厚重的人，可能也看不惯深南大道现代建筑光电闪烁的浅薄轻浮，生存环境、技术基础的不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态度。深商所处的时代是电子信息化时代，电子产业、信息产业、网络技术是深商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以田园牧歌的标准、以机械座钟和老爷汽车的标准来品评新兴的深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深商的生产方式已经全盘E化，不仅新兴的信息产业E飞冲天，其他所有的传统行业也都开始被E化。深圳老式个体户巢中立手工制作招牌很有本事，早年很赚钱，但是他没有跟上电子信息化潮流，最后被淘汰了。深圳的招商银行本来是偏居蛇口一隅的地方性小银行，凭着电脑化管理，发行“一卡通”，建设网络银行，一招鲜，吃遍天，成为中国本土最佳零售商业银行。今天深圳的服装、珠宝、印刷、家具、家居、安防、医疗、餐饮、娱乐等一切行业无不以电子技术为基础，深圳商人的交通、通讯、办公、交易行为无不与电子技术结缘。不理解电子信息技术的威力就无法真正感受到深商的商业能量。东京汴梁曾经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商业中心，20世纪的上海曾经是中国近代贸易的大都会，当华强北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时，深圳作为中国电子信息化时代的商业中心地位其实已经奠定了。

八、阳光生活。抛弃内地拥有的一切，投奔深圳，下海做商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方式的选择。在一个蝇营狗苟的氛围中生活，还是在一种自由竞争的氛围中生活，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王石的例子值得一举再举。1982年广交会期间，王石在接待客商的宴席上为了活跃气氛表现积极了一点，据说是抢了“领导”的风头，事后被顶头上司语重心长地“提醒”了一回。从此，王石夹着尾巴做人，只把1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于业余爱好，以便适应当时的机关生活。在这种论资排辈的气氛中，王石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努力工作却受批评，吊儿郎当反被表扬，王石感到这是莫大的讽刺，于是萌生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并且终于在1983年来到深圳，开始自己的商业生涯。据说，自打来深圳的那一天起，王石就暗下决心：如果将来自己能掌管一家企业，一定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不要象自己那样经历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要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均等，尊重个人隐私。后来王石坚持不行贿、不赚昧心钱、不搞暗箱作业，创立阳光型企业，倡导健康丰盛人生，成为深商价值观、深商生活态度的一面旗帜。王石并不是特立独行的特例、独行侠，他的观点和态度在深圳商界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象王传福这样依靠科技创新赚取阳光财富的广大深商，财富来源都十分正义，生活态度也十分健康。这群深商的涌现，标志着中国商人已经走出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楷模的旧式商人时代的阴影。新式商人们从此可以与阳光相伴，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不再受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的折磨。

九、兴趣主义。徽商优而仕，说明经商到底不是人生的终极旨趣；晋商虽不崇尚仕途，但是对于封建大“义”却决不敢稍有违背；深圳商人大多是不适于仕途、不安于仕途、不屑于仕途的人，仕途于我如浮云，无论经商成功与否，回到仕途上的几率近乎零。失去仕途意义的人生如何来体现其价值呢？自我实现，是西式的说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深圳商人的说法。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是专业修养，更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彰显。依兴趣、爱好呼朋引伴，交朋结友，陌生人社会中因此出现了新型的熟人圈子，这种新式熟人圈子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她不靠血缘、地缘关系绾解，而是依照共同理念来绾解，圈子成员共同缔结并共同信守自己的游戏规则，人生的乐趣由此得到相互的体认，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得到共同的彰显。“专长”取代“关系”成为个人成功的关键，“钻研”取代“钻营”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俱乐部”取代“宗族、单位”成为人们的生活舞台。个人爱好、个人专长、个人品质不仅是一个人的衣食父母，而且是个人融入新式社会的捷径和通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式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当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加入五花八门的高球俱乐部、登山俱乐部、沙漠治理俱乐部、绿色组织、义工组织等等兴趣社团的时候，一个令昔日晋商、徽商无法想象的深商时代已经来临了。

十、全球意识。上海人的西化是历史的遗绪，多少都带点矫揉造作的成分，在旁人看来，总有点“矫情”。深圳人的国际化却是实实在在的，实在到连深圳人自己都感觉不到。透过香港这根管道，深圳人的国际化更象是“港化”，润雨细无声，中西文化冲突的阵痛几乎被忽略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就也几乎被忽略了。深圳所有的产业、行业无不与国际市场对接，深圳所有的企业管理无不打上国际化的烙印，深圳的社会管理、风俗时尚无不与国际潮流如影随形，但是，包括深圳人自己在内，都觉得深圳不“洋气”，不够上海“西化”。这种有其实、无其名的国际化对于醉迷形式、感性单纯的城市“小资”缺乏吸引力，但是不妨碍精明实干的深圳企业家形成真正的国际视野。就在城市“小资”们对花花绿绿的西方舶来品一惊一诧的时候，深圳的商品已经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与跨国巨头进行较量。华为的“土狼”团队成为征战海外的“雄狮”，中集、比亚迪的制造业开始问鼎世界行业冠军，英特尔把官司打到深圳小企业——东进公司的家门口的时候，郎科在美国当地把世界闪存巨头告上法庭。深圳的企业经营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深圳商人进出国门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深商的全球意识强到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深商：“我们都全球化了，跨国经营，为什么要用深商这么狭小的概念来约束自己？”这就是深商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再象传统商帮或今天温州商人、潮州商人那样依靠内部的狭隘结盟来换取对外的商业利益，即使在深商内部，也必须遵循真正公平有效的国际商业惯例，这是深商的特征之所在，也是深商的远见之所在，深商的实力、自信、远大前景，由此可见。
（作者：老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