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出版人、作家、策划人和北大湖南校友会会长，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审邓映如有着传统文化人的儒雅和激扬文字、关怀现实的情怀，同时以资深图书策划人的身份在图书市场游弋搏击、如鱼得水，属于典型的左手从文、右手言商的文化商人，也可以说是新一代的出版湘商。谈起湖南的经济商业史，他信手拈来，非常娴熟，而且有着一般商人或者经济学家不一样的视角。

　　“湖南人的赫赫战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湖南人别的特色，比如在经商方面的成就。”邓映如认为，湖南商业整体成就的相对较弱，并不说明湖南人不懂经商，只是相比之下没有军功与治学方面的成就，逊色于其它商业大省，以至于外人一提起湖南人就想到会读书善征战。而历史流传下来的商业人物又实在太少，不比晋商和徽商。

　　邓映如以自己曾经到过的山西王家大院及乔家大院为例，那些被建筑大师梁思成感叹的“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的几千亩大院，岂是南方的小院落可比？可见那时候山西的富庶，晋商 500年的兴衰历史就包含在这些大院中。而我们传统的看法，商业还是以贸易为主，山西人当时为什么这么富裕？他们从江南采茶把茶卖到俄国卖到欧洲，专门开辟了一条商贸茶路，而湖南产茶，湖南人却不会卖茶。如果从贸易这个角度来看经商，成功的湖南人的确是屈指可数。这是一个土壤和氛围的问题。当一个地方重视读书和军功的时候，就会轻视经商，认为那是一种末流的东西。

　　“湖湘文化本来是最务实的，讲求经世致用，把我们学到的东西用之于实际生活，但在商业领域里却渗透不够。”在邓映如的眼中，过去湖南的整体商业氛围不浓，惟有邵东是个例外。不过外人总是认为邵东人只会做一些小生意，没文化，是“土巴佬”、“暴发户”。邵东人虽然被称为“湖南的温州人”甚至所谓的“犹太人”，但仅仅是一个县，毕竟太小了。当温州人成功转型后，他们从做小生意做到大生意，炒房炒到全国各地跑，而邵东人却开始沉寂了：

　　“九十年代邵东人到珠海搞房地产投资的时候，好多人都跟着去了，结果他们在那里摔了跟斗。他们把所有的财富，甚至把从银行里贷来的钱全部投到珠海，结果遇到房市泡沫，遇到通货膨胀的打压，他们几乎全军覆没。当然，迄今还有投资实业而成就颇大的，比如曾氏兄弟。”

　　虽然比起传统的商业大省，湖南的整体氛围要差些，但毕竟也还是有自己的商业文明和历史，有过那么一段辉煌。邓映如以当年长沙的米市为例，那时湖南的米市全国闻名，北宋以降，繁盛数百年。还有药市，长沙的坡子街曾是当年几省的药材集散地。那条街，现在的人更加想象不到的是，曾经还钱庄林立，是著名的金融中心。“那时候的商业活动还是相当发达的，包括衡阳、湘潭；还有洪江古商城，你想象不到的是，那里竟然是一条通向四川、贵州的商业要道，有‘小南京之称’，也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

　　湖南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商业文明，并不是商业活动欠发达，但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年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商业文明的辉煌，到现在反而退化了？难道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兴盛反而使得商业发展受到打压了吗？还是湖南的文化土壤不适于产生大实业家、大商人？因此，邓映如认为这才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

　　“解放以后，大家都搞计划经济去了。公私合营是对商业文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致命扼杀，不独湖南，全国都一样。”邓映如的伯父解放前曾在汉口有多个铺面，经营染坊、销售鞭炮等，生意已具规模，而他父亲1938年火烧长沙时抛却高中的学业逃回浏阳乡下，也开始了小生意的经营。但他们生不逢时，或战乱或政治打压，最终都归寂于尘土。“1978年以前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评说的，但自1978以后，广东和浙江等处在沿海的地方，后来得风气之先，迅速发展起来。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别的地方搞得风生水起，而我们却并无大的突破？”

　　邓映如提出了一个大家也许想到但没有提出来的问题，那就是当年“左”的思想影响并桎梏了湖南商业的发展，而不幸的是，湖南又曾是“左”的思想影响的重灾区。改革开放后，大家其实已处在同一的政策起跑线上。三十年来，浙江、广东那边商业迅速发达起来，而处在内地的湖南，那些自认为“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却跟不上。他们在进行观念突围的时候，湖南却没有相应的鼓励商业的配套政策，至于后面搞的“引进外资”，更多是做形象工程。当大家一窝蜂搞开发区的时候，每个市、每个县甚至每个乡都有开发区，但现在真正剩下来能产生效益的又有多少？所以，那个时候的湖南，并不是在一个文化氛围和商业层面来发展经济和激励商业发展，而更多是从政府形象和政治影响上来做脸面工程。商业一旦成为脸面工程，市场一旦是由政府下命令来搞，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商业价值，也形不成良性的商业氛围。“现在湖南正开展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希望以解放思想来顺应发展大势、破解发展难题，应该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不可能去打仗、不可能以读书来定高下的当代，商业已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湖南人重新发奋图强，也开始在各个行业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那个创立金立手机品牌的刘力荣，那个发明UBS的唐末德，还有一个做IT产业的80后青年高燃，这说明湖南人在商业方面开始觉醒了。只是可惜，他们是在湖南以外的地方开拓出了一片天地，在湖南却受制于一个内陆的地缘，还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商业韬略。”

　　文化决定了一个商帮的高度和长盛不衰，因此湘商的崛起在于形成一种先进的商帮文化，还必须在湖南本土形成很好的商业文化氛围：“我提出这么一个观念，真正能够把商业做大的，还必须是一些文化人。看看晋商，看他们大院里的雕梁画栋、一砖一木，就可以看出一种文化的含量。徽商的住宅也相当考究。这决不是附庸风雅、用文化来显摆的那种。我希望，所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人，都能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堂堂正正地谈商言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商业文明，这种氛围就不一样了。有了这些文化土壤对商业的铺底，它必然就会产生一个商业巨子的群体，有一批人终将获得突围。”

　　邓映如也不掩饰他内心对“湘商”的一种担心，因为现在虽然已经提出了湘商的口号，但如果停留在表面的话，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而湖南人恰恰又是善于炒作概念的。如何把湘商概念落到实处？他说：
从政府的层面来讲，它要给商业的发展提供最好最优惠的政策，扶持已经有成就的湘商更上层楼，而且更应当发掘有创业激情和商业意识的年轻人，使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够在商业上做出成就；

　　从媒体上来讲，倡导湘商文化，使大家对商业文明的认识与社会现实有一致的认识。大力宣传成功湘商，谁在商业上成功，谁就有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

　　作为个人，湖南人不要沾沾自喜于过去的军功、读书的成就和过去湖湘文化的辉煌，而应客观面对整个社会的商业文明发展到如此境地的形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挤身于商业繁荣之地，湘商也才能后发赶超，成为商帮中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