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仲勋同志又带着这个意见，给小平同志汇报，就讲到，广东提出来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原话这样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13年10月15日，一个在历史上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子，但因为一个人的出生，而在共和国历史中被永远铭记。

　　那个人就是习仲勋，原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他是广东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的领导人和推动者。他的大儿子就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出生于陕西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的习仲勋，戎马一生，走南闯北，但主政广东期间，推动改革开放，不但打下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更奠定了“经济第一大省”的位置。

　　1978年的4月5日，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仅带着大女儿齐桥桥到广东赴任。习仲勋上任初始，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边境地区汹涌的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风潮。事态的猛烈和严重程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当时习仲勋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

上任3个月后，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现在的深圳市）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宝安县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四五月间，国务院选派了3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地区考察经济发展情况。赴港澳考察组回来时路经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介绍了他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大家听后都极为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建议把宝安和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将宝安和珠海两县改设为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当时，习仲勋他们的想法立即引来两种不同的态度。支持者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有这样的力度。反对者则大泼冷水。甚至有人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还是得到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

　　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又带着这个意见，给小平同志汇报，就讲到，广东提出来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原话这样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8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同年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那年11月中旬，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习仲勋传》记载，在最后的日子里，习仲勋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习仲勋同志的小儿子习远平这样写道：“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广东人永远不会忘记，习仲勋和杨尚昆离任前争取来的政策，不仅是留给广东的珍贵“遗产”，更是一把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

　　此后，开放之潮从南到北，一番新天地逐渐开启。习仲勋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习仲勋晚年住在深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深圳最大的支持。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看望过他，每次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地方调研之行选在了广东，在深圳的两天行程里，习近平考察了前海合作区、渔民村和莲花山公园。

　　在莲花山公园，他向人群挥手，“深圳的生活好吧？”大家响亮地回答：“好！”

　　习近平继续回应：“你们过得好，我们就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