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世界经济大势与中国未来十年
摘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见证了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还有机会推动中国未来30年的成长。那么，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30年的发展？
【世界财经报道-讯】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和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 1996—2000年就职于华尔街高盛集团等投资银行。2000年回国加入证监会，任战略规划委委员。2001年至2005年任基金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至今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兼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此文根据作者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讲座及其他讲座整理而成，收录于近期将要出版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我们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今年的“资本市场实务系列讲座”，并将讲座向其他院校开放，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今天想探讨的话题是，未来大致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经济怎样实现转型和突破，以及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一个引言。
“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标题：《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戴着一付京剧脸谱，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后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配图的隐喻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在轰轰隆隆地前行，隐隐不安的美国社会想知道，中国经济的推动力是什么?中国经济有什么秘密武器?
临近大选的华盛顿，各路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文章的大意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担心。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已经仅次于美国，到2015年前后，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目将超过美国。它说我们的决策者感到担心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担心错了对象，为什么?它说中国的学术论文多是无关痛痒的，或者是剽窃之作，国家资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创新，这个我们显然不能同意。它说中国专利数量的增加并非创新的进步，只不过是向到中国的外国公司增加苛税的借口而已，它们除了提升国家自豪感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效果。这肯定也是污蔑。
但是它下面一句话是对的，它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的下一代。他们从中国的顶尖学府毕业，正在走出校门，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企业家。
它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离我们这里不到1公里，在海淀街上，有一个咖啡馆叫“车库咖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有几十张桌子，每一张桌上都是几个年轻人在创业，现在创业很方便，因为很多都是在互联网上做事情。还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板，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在他们中间穿梭，像钓鱼一样，很有意思。这样的咖啡馆在美国没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是一对一的沟通，中国人很聪明，搞了个集体相亲，说我给你提供一个咖啡馆，你们都来创业吧，天使投资者你们都来投资吧，这两件事情每天都在这里发生。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是看了这个地方，回去写了上面这篇文章，说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什么秘密?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正是这个秘密，使得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高科技产业得以独步天下。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比尔·盖兹和乔布斯，也和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刚刚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这位西方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也来了，他们看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有可能超过美国的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有没有可能呢?2009年，从硅谷走出去的IPO企业只有一家，而从中关村科技园区走出去的IPO企业是23家，今天，在这个园区中达到上市标准的公司已经超过了1000家。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几十家国家级科技园区中的一家，还有无数非国家级科技园区。
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的故事背后，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几个重要而宏大的主题，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大国竞争，当然，还有资本市场，因为，如果缺失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那些年轻人们美好的憧憬，或许会变得黯淡无光。
中国经济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我想，我们要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世界，去年年底，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曾经试图把影响我们生活的五件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几个月之后的今天，这几句话似乎依然成立，而且趋势依旧。
第一，欧债危机：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欧洲人一觉醒来，发现欧债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危机前的希腊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危机后的希腊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抗议游行，另一半在维持治安，最近的发展是警察和公务员也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去年中国有一部穿越剧名叫《步步惊心》，不看内容以为是讲欧洲经济的。欧债远远没有结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东变局：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去年至今，民主浪潮席卷中东。我们印象中的中东，男人都骑着骆驼，女人都带着面纱，好像与现代文明相隔遥远。但是，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验证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之内，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强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因此带来民主，今天的中东炮火交加，没有最乱，只有更乱[2]。
第三，占领华尔街：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从去年开始，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1860年时美国作家福勒曾经描述当时的人们对华尔街的印象：“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从华尔街诞生的第一天起，美国人民对于华尔街的情感似乎从未改变，一直是“羡慕嫉妒恨”。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机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的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似乎更加嚣张，引发了“世人皆曰可诛”的抗议浪潮，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会不会有类似的割裂?值得我们警醒。
我们回头看看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世界，发现颇有些不可思议之处。第一，美国人输出革命，输出民主，点燃了中东，烧到了后院，美国老百姓自己上街了。第二，美国地震，欧洲垮了。2008年美国出了个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经济全面崩溃。第三，金融危机3年祭，我们发现世界似乎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危机。大家如果回头看一看过去几年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世界怎样走出了危机的论断，你会发现经济学还是个比较难的学问。
第四，中国周边局势：没有最险，只有更险。去年年底，北朝鲜发生了权力更迭[3]。我们惊奇地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世事变幻，敌友易手，唯有三八线两边对峙的集团依然故我，从未改变，一侧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侧是美日韩，为什么?地缘政治使然。身处东西方对峙前沿的弹丸之地，因一位28岁年轻人就任大统，牵动了世界上所有超级大国的神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也突然发现自己在原先擅长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游戏中，已经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必须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希望任何的突发事件，破坏崛起的进程。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并迅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第五，中国经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次总理两会的报告，讲了今年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大家觉得好像中国第一次放弃了保8的目标，震动还是很大的。中国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轻易动用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胀，而推动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延缓转型的进程，保增长，防通胀，促转型，三大政策目标，相互交错，相互矛盾，同时进行。大家应该看过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片，叫《太行山上》，上面有一段著名的台词，是阎锡山说的，他说你看我有多难，我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哪个都不好惹。中国经济的“三个鸡蛋”，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到所谓的“G2”(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时我们要看到，尽管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
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
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了大致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一百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这一陷阱。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有没有?有些问题我们有，有些没有;有些问题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有。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除了阿根廷，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各种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但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而所谓的经济转型，往往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这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两者的剪刀差容易带来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仅国内市场一抢而空，很多人甚至跑到香港或纽约去抢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前些年的“13连跳”[4]，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钟都不能等，社会的期望值迅速飙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亦如此，从近年来微博上不断爆出的郭美美和表叔等事件，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应对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我们怎样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未来10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 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5]。第二，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中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忍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反而会更加平坦一些。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10年。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历史上的经济转型，能为今天我们的转型提供良好的借鉴。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型，分别发生在两个世纪的最后30年。
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等，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也买下了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了美国钢铁集团，一举奠定了美国在世界钢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资本市场的平台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的阶段，并一举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在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四大新兴产业中，独占鳌头，而这些产业中的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无一例外，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现和推动。金融危机3年后，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冒出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iPhone，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现在超过了700美元。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3年之内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第二个是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发现的。
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
可能一些同学读过《伟大的博弈》这本书，它是我翻译的，讲述了华尔街发展的历史，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为什么当初要去翻译这本书?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华尔街的背后看到美国的崛起史。大家说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强大?这个国家200年前是一个不毛之地，现在雄冠全球。经济上的原因是从建国之初就奉行了自由经济，最开始的十三个州就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而同一时期的法国，从鲁昂到马赛运一车货物过去，需要交纳五十次以上的税赋;金融上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发挥了的巨大的作用，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变得更加迅捷和有效，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使得几乎人类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证券化，股份可以变成股票，信用可以变成债券，潜能可以变成期权，在统一的电子平台上一瞬间就可以实现交换。尽管这样的平台并不完美，但是美国生产要素交换的速度和效率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200年下来，把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并在每一次新兴产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我们听说过的关于美国资本市场的事情中，有很多坏事。1929年的股灾，2008年的金融危机，市值曾是最大之一的安然公司，财务报表竟然一句真话都没有，麦道夫，一个69岁的江湖骗子，用最简单的骗术，骗走了600亿美元。但是，我们也发现，美国经济中所有伟大的名字，也都与这个市场有关，通用，微软，思科，苹果，脸谱，无一例外。为什么?市场有缺陷，因为市场是人组成的，人有缺陷，人性有弱点，但长期平均来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远高于其他方式，使得美国能在每一轮产业竞争中，都抢先发现新兴产业，并迅速推动其发展壮大。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浓缩历史，希望在未来的30年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一是加速并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并在全球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国经济存量的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后者是中国经济增量的发现，需要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市场化筛选机制。两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为什么美国地震，欧洲垮了
我们来探讨一下欧洲问题的本质，对今天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向西方学习，学习日本，学习美国，学习欧洲，我们没有能力分辨他们的异同，也没有必要，因为当时的我们差距太大。今天欧洲的崩溃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震惊，发展了三十年后的我们，应该有能力分析欧洲问题的症结，以汲取教训，少走弯路。
我个人的理解，欧洲经济今天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四个字简单概括，叫做“积重难返”。
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欧洲的高福利政策。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要匹配的，欧洲的情况是，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所以现在只能往回找。高福利的典型例子是希腊，我们都知道它是高福利，但不知道是怎样的高福利。希腊这个国家有一个修道院，里面有很多园丁，享受了30年的福利，还准备再享受30年，最近发现这个修道院其实没有花园，所以全是吃空饷的。所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突然间崩溃。出了问题，要紧缩财政，没有人愿意接受，大家都上街游行。所以希腊人也很有意思，上班的时候不来，罢工的时候都来了，出勤率还挺高，全国超过50%。所以，第一，过度福利对竞争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欧元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欧元在设计的时候，出于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希望统一货币能够降低各国家之间交易的成本，促进欧洲统一。但是最初的制度设计，忘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古训，也就是说，当不同竞争力的经济体被绑在了一起，很快就陷入了“大锅饭”的泥潭。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被绑在了一起，德意志民族省吃俭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可能仅次于中国人，而希腊人崇尚享乐，最后希腊经济出了问题，德国人买单;过两天，西班牙出了问题，德国人买单;再过两天，意大利出了问题，还是德国人买单。德国人想明白了，说我也变成希腊人吧，而希腊人变成德国人的几率，大致为零。开句玩笑讲，当初欧元的设计或许应该请中国人做个顾问，因为中国人吃过大锅饭，知道大锅饭肯定是要崩溃的。当然欧元也不会真的崩溃，因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溃的后果，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
第三，欧洲产业的空心化。过去十年、二十年世界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浪潮，大家可能都看过一本书《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究竟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许现在才慢慢的清晰起来。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摆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家竞争力重新洗牌，重新排队。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欧洲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尴尬，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中国、印度、巴西，而创新能力，比不过美国。欧洲成为了全球化的第一个输家。
瑞典这个国家有两款世界名车，萨博和沃尔沃，中国的汽车业去谈并购，萨博不肯来，已经破产了，沃尔沃被吉利并购，3年后的今天已经扭亏为盈了，这是大部分欧洲产业的命运。为什么?全球化之前，大家相隔千山万水，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中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之后，学习变得异常便捷和简单，向新兴国家的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势不可挡。即便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是德国，中长期来看，竞争力也会有很大问题。为什么?除去欧元的困扰外，德国的几大产业，第一，汽车，奔驰、宝马、奥迪，生产基地已经转向中国;第二，化工，出于环境和成本的考虑，一定也会向新兴国家转移，不是中国，就是印度，不是印度，就是巴西;然后就是精密制造，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而劳动力成本相对还是非常低廉的，我们知道iPhone都是中国的农民工在组装，天津的海鸥手表厂每年向欧美出口几十万个手表机芯。如果不能产业升级，或许用不了多少年，德国人可能就会没事可做了。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谈论和分析欧洲这些问题，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印象，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不是说我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发展水平。而是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全球化时代来临了，无论你在历史上曾经如何辉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不能转型升级，原来的阵地失去了，新的阵地又找不到，面临的只有无尽的黑夜，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尴尬刚刚开始。第二，欧洲产业升级不力，源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太低，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缺乏一套支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制。而美国有一个硅谷，硅谷后面有一个华尔街。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很多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但与欧洲的很大不同是，它能不停地发现新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历史上的欧洲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之父牛顿是英国人，是欧洲人，现代互联网之父贝恩是波兰人，也是欧洲人。撒切尔夫人很久之前说过，欧洲的高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不是因为欧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且因为欧洲的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落后。
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是一脉相承的。在希腊要裁掉一个人，可能比登天还难，而在华尔街，只要二十分钟，这叫市场化。更厉害的是，这个人可能第二天就又能再找到一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大一场危机，美国经济能够迅速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也是为什么，危机的震源华尔街，3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日本最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年轻人毕业了想去哪里工作?绝大多数要去东芝、索尼，去干什么?无所谓，宁可去大公司扫地，也不创业，所以日本就不够市场化，所以日本经济同样有缺乏创新和新兴产业的问题，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可能还会更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六个国家，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位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的紧密关联。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两年和今年，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而远隔大洋的欧元区还在负增长徘徊。
欧洲需要什么?需要改革开放。但主动改革开放，何其难也?我们看到债务危机已经在倒逼欧洲各国进行改革，但是步伐很慢，协调不力;在开放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人去购买土地或厂家纷纷遇阻。反观我们中国的历史，经历了鸦片战争，经历了甲午海战，经历了抗日战争，牺牲了三千万人，还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判断，欧洲的觉醒还需要假以时日，欧洲的烦恼远未结束。
成长的烦恼
始于2008年的欧美金融动荡，对东西方世界格局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怎么去研判?我们冷静的看一看，大概有五个判断。
第一，不改变发达经济体衰退，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趋势。东西方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早于我们一两百年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过去的30年我们迎头赶上，而印度，比我们改革开放晚了13年，我们始于1979年，他们始于1992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发展阶段不同，发达经济体渐趋饱和，新兴经济体继续增长。
第二，加速了这个趋势。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加速衰退，拖累了新兴经济的崛起，形成了一个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欧洲人原来是高福利高消费，他们要真是开始节衣缩食，受打击的第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经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西方经济体的博弈，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涨彼消的过程，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第四，金融危机使得很多传统产业退出了历史舞台，竞争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东西方第一次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问题是靠什么去竞争?是更多地依靠市场，还是行政之手?危机3年后的今天，依托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发现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而过去3年中我们全国各地大干快上的产业叫光伏产业，今天全行业亏损面已经超过60%。
第五个，世界围堵中国的步伐加快。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经济上全部依赖于中国，政治上很多都反对中国。南海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复杂的海。一个黄岩岛，菲律宾来了，越南来了，还比较可以理解，但是印度人也来了，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都来了，有点超出大家的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太快了，世界以复杂的心情参与到南海的纷争，或许并不是为了领土或者领海，或者石油，而是来对中国的崛起表了一个态。某种意义上，南海事件是中国真正迈入大国时代的标志。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突然跻身于全球俱乐部中，可能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出来了，这是成长的烦恼，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觉得吴晓灵同志最近有句话讲的非常好，她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惟一正确的答案。
2000年前后，世界开始流行“中国威胁论”，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是“美国威胁论”，因为美国那时候正是发展最快的时候，正在全面超越英国和欧洲列强。那时候围堵美国的急先锋，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尤其是英国，还同祖同宗。但看到美国发展得快，又要过去投资，分享它的成长，时冷时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少年?五十年，直到美国完全超过英国，两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小布什说他要打伊拉克，布莱尔说他第一个报名，地缘政治最终取决于一个因素，实力。历史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我们可以预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这么一个锯齿般的关系，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也不会降到冰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中国经济的“非诚勿扰”
中国的温州很有意思，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为什么?缺钱。这就很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到澳大利亚去炒房子，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
温州是今天中国的缩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缺的是钱，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储蓄月增加了1619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78倍。我们有钱了，但却突然发现，这些钱不知道怎么办了，找不到投资方向。温州凸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算是一个。为什么呢?应该是和中国社会找对象难有关。一大批大龄男青年，一大批大龄女青年，就是找不着对象，为什么?缺乏一个互相了解、信息沟通的平台。现代社会可能节奏也比较快，工作比较忙，大家没有时间去宣传自己，一咬牙，把自己IPO了，上了非诚勿扰。中国经济亟需一个能让企业和资金能够找到彼此的非诚勿扰的平台，这正是今天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
怎样做呢，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这两年股市不太好，大家对IPO意见很大，说中国每年300个IPO，太多了。最近大家都知道，证监会把所有排队IPO的企业名单预先公布出来，大家一看，500个在排队。
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求这些IPO资源，因为他们的经济没有增长。大家说美国华尔街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了，没有那么多上市资源，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失去了目标，所以没办法，只好去做CDO、CDS了，最后自己摔一大跟头。中国有这么多上市资源，纽交所也好，伦交所也好，纳斯达克也好，天天在中国转。一边是有大量的上市资源，一边是中国社会又不是没有钱，反而有很多钱，这些钱也正需要投资于这些正在成长的企业，否则怎么保值增值呢?所以从这些因素来分析，是缺乏一个对接的通道或平台，或者这个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所以首先是怎样去拓展市场体系的问题。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只有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叫债券，第二叫三板，第三叫PE。
我们还要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什么?一方面，像浙江这样的省份，销售额过亿的企业超过一万家，不可能都来上市，它们中的一部分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个牌，公司得以改制，完善治理结构，有个价格，有人买它，有人卖它，有个市场约束，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中国经济会上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半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那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来融资，东突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了。中国的发展，还是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战略。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还有南宁，辐射东盟经济体，还有海西，辐射台湾，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来融资，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当然，区域性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证基本规则全国的统一性，防止一放就乱，这方面，秦始皇有个做法值得借鉴，叫做“车同轨，书同文”。
其次，建了这些市场，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隐瞒经历，不能只想着来圈钱，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监管。听说有一个在逃犯，本来潜伏了13年，去了一次非诚勿扰的节目，被抓走了，这有一点像“绿大地”。第三，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所以我们在推动鼓励分红的机制，推动退市机制，这都是今年在努力推动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过900%，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市场，只有200%，而发达国家在100%左右。这两年市场低迷一些，换手率下降了不少，但仍旧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往往比较活跃，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过于投机，也是很危险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一方面，长期资金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它一般也是大型资金，会有专业化的管理，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多年，跨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多先天不足。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有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他后来成为了华人中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回忆说，大部分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从零开始，因为他们原来学习的是理工科，而他自己原来是学经济的，所以要从负数开始，因为他原来学习的是计划经济。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从负数开始，它脱胎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市场由国有股份完全主导，市场文化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因此，我们的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就不奇怪了。但我们应该记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叫做第一不要怕犯错误，第二发现问题赶快纠正。我们应该坚持这个态度。
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
2011年乔布斯的去世，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的确，乔布斯的热情和天分是难能可贵的，但乔布斯的奇迹是制度的产物，背后是一整套经济和金融的制度安排乔布斯和苹果的成长和资本市场息息相关。苹果1976年创立，1980年上市，乔布斯已经身价亿万，从此衣食无忧，因此有机会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人，以创新为使命。苹果上市后，并购了很多公司，整合了很多技术，也是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才得以实现。最为重要的是，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苹果全球的员工有46000人，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动员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夜以继日，奇迹般地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iPhone，靠的是一个激励机制，叫做股权激励。
去年，我收到过一个短信段子，很发人深省。它说我们总是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从来不告诉他们过去100年中这个世界的主要发明，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缝纫机、洗衣机、电视机、航天飞机、iPhone，等等。是不是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呢?应该不是，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一门课如果沾点数理化的边，考下来第一名往往是中国人，一个班上如果没有中国人，第一名可能就是印度人。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我们没有硅谷?
在纪念乔布斯的日子里，我在网上看到了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视频，是他在硅谷为了扩展公司园区，给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做了一个演讲，讲了40分钟，然后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提问题，一共有4个人提了问题，我一看，4个人里有3个中国人，一个大陆来的，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台湾来的，口音听得出来。很感慨。第一，中国人今天真是了不起，基本上占领了乔布斯的家乡，硅谷有很多中国人。第二，为什么这些人不回来，还在帮着美国建设创新经济。我想，如果我们有个机制，让他们在中国成为乔布斯的机会大于在美国，他们一定是会回来的。
所以，美国鼓励创新的还是依靠一套机制，尤其是科技和资本对接的机制。有了这套机制，没有乔布斯，也会有李布斯。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事实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他们的故事千差万别，但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iPhone的生产组装在中国的深圳;苹果的应用软件很多也都是在加州的中国人所写;甚至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爆炸式的销售业绩增长也是苹果股价一路飙升的重要推手。但中国却没有出现苹果和乔布斯。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建科技园区，都是想要复制硅谷，应该说还是一件好事，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能够让科研、人才、专利、资本，在一个平台上自由地交换。国家和国家竞争的是这个，地区和地区也是。我国一个中部省份的一群年轻人创业，发明了一种地膜，一般的地膜是塑料做的，但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地膜，是淀粉做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自然降解，无污染;第二，庄稼长出来之后，不需要人工，自己就可以钻出来。这些年轻人创业的动力在哪里?想上创业板。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了资本市场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的热情，也看到了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也可以大有作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若干年中，在资本市场的牵引下，遍布全国的科技园区和成千上万的创业人群中，或许将走出中国的苹果和乔布斯。
不仅是科技创新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资本市场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战场。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三个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公司叫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的时间;第二个公司是微软，花了25年;第三个公司叫谷歌，只花了7年。由此可见，世界的竞争是在加速的，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够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去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是没有机会的。
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五百强”，如果我们有机会浏览这五百家企业的名单，我们发现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由此我们可以想及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一个“财富500强”，到那时，从第1个数到第499个，基本上也都将是上市公司。未来10年左右，中国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发现，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过程，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独立董事等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
中国经济的股东与和谐社会建设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结合，这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前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就“养老金入市”的广泛讨论中，一些人把它简单理解为鼓励老百姓去买股票，甚至认为是要拿老百姓的养命钱去托市。这里有两个常见的误区，一是“养老金”有不同的层次，有以保证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也有需要寻求成长性的补充和商业养老金，二是所谓“入市”的市场，不仅指股市，还有债市，在很多发达国家，养老金的投资范围涵盖十几个甚至更多个不同的市场。
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推出了“401K”计划(企业补充养老计划)，取得了成功，这能给我们很多启示。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到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填了一张表，自己还没太搞清楚，每个月的工资1/3就进了养老金计划，为什么呢?第一，你如果省下1000美元放到养老金计划里，公司被强制要求匹配1000美元，你如果放2000美元，公司就匹配2000美元;第二，你如果在59岁半之后取出你的养老金和投资受益，大致要交15%的税，如果在这之前拿出来，要交很重的税并被罚款。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美国人，每个月都会尽可能多地省下工资，放到养老金里，这些养老金交由专业团队管理，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在里面一放就是30年。这些制度安排，税收优惠、延迟纳税、企业强制补充、长期激励，等等，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根据国情加以借鉴。
在关于养老资金的投资安排里，有三个原则最为重要：一是专业投资，即通过筛选和委托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不鼓励老百姓自己抱着钱冲到市场里去投资。二是组合投资，在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多个金融市场中进行不同资产类别的组合投资，并根据不同性质养老资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承受程度，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最注重安全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绝大多数是投资于国债的，几乎不投资于股市，也因此规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成长性和回报率较低;而包括401k在内的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和商业保险等第三支柱，在股票、债券，甚至REITS、PE、VC等各种资产类别中投资，因其投资回报率高，而在过去的几十年实现了非凡的增长。第三个原则是长期投资，美国养老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80年代初期，在随后的30年后中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果，美国普通老百姓的401k计划中的养老资金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90%以上。
事实上，这是全世界所有养老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通行的一些标准做法，而且完全在中国市场也是完全可以应用的，全国社保基金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了平均8%左右的回报，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秘方，而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方向推动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资本市场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涉及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也许投资需要择时，但制度建设不能再等，今天我们不推动，10年以后还是要从零开始。当然，资本市场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要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但两者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应该协同发展，协同解决。
由此想到，资本市场的改革是一个结晶过程，即首先是一堆分子先形成一个晶核，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拢到一起，也同时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当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养老体系建设和资本市场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一制度为什么这么重要?1930年，美国的通用汽车第一任总裁叫威尔逊，是一个大资本家，但是他有一点社会主义情结。他第一个倡导让工人的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对此，美国的资产阶级很生气，“这样一搞，工人不是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资本家了吗?”事实上，威尔逊的做法很有远见，随后的近百年中，美国大多数的普通公民通过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参与了资本市场，成为了美国经济的股东。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推进养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通过制度安排，通过专业投资，将中国社会的富裕资金有序地引导到资本市场中去，与中国经济体中正在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企业群体对接。这样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好事。
华尔街是九段棋手
前面给同学们讲了这么多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第一是希望同学们意识到，即便你不将来不从事金融业，你多半还是会和这个市场打交道。你将来去做任何产业，不管是IT还是化工，都应该了解这个市场，因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会在这个市场运行，你所在的公司多半会是个上市公司。第二是也希望很多同学能够参与资本市场的建设，成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金融业的竞争，最重要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曾经参加了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主持人首先谈到《伟大的博弈》，他说现在有人说伟大的博弈死了，华尔街死了，问我怎样评价?这个问题当时有点难回答，你说华尔街死了，3年后的今天，它还在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你说它没死，中国人民可能还不爱听，所以没法回答。想了一会儿，我说，什么是华尔街呢?物理上呢，就是纽约曼哈顿的一条小街，长不过500米，算上周围的街区，方圆1.5公里。真正的华尔街，指的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30万金融专业人士。每天开市的时候，他们来到华尔街，华尔街就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傍晚，他们离开，华尔街就是一座空城了，什么都不是。这30万金融专业人士，总体来说是训练有素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就像九段棋手。但九段棋手也是普通人，也会有不理性的一面，也会过度贪婪，也会走出臭棋，弄得满盘皆输，但你不能说他没有段位了。第二天，财经网站有这么一条报道：“华尔街是九段棋手”。如果我们在未来的10年能够培养出30万金融专业人士，那我们至少在数量上赶上了华尔街，当然或许质量上我们还可以通过实践不断提高。
给同学们介绍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几个行业，第一个传统的投资银行业(underwriting)，主要指的是承销与并购。从事这个行业，主要是分析能力，对公司的估值，对行业的分析等等。但也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沟通能力，因为需要长期跟踪公司客户。第二个是证券的销售和自营(sales & trading)。资本市场是千变万化，我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投资银行业的几个子行业都有幸都从事过一段，能体会到各自的不同。在交易大厅从事销售和自营，每个人面前大致会有3-4个屏幕，据说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了，上面滚动的是全球各个市场的数据。在交易大厅了，你会体会到，每秒钟这个世界都有无数的机会，每秒钟也会错过无数机会。后来从自营进到资产管理(asset management)行业，一瞬间觉得世界突然静止不动了，为什么?资产管理相对太慢了，有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可能一个月才调整一次仓位，或许还会更长时间，这和自营的每时每刻都在捕捉投资机会，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鲜活的资本市场，就像菜市场一样，投行的人把公司拿到市场上来卖，资产管理就是买家，销售和自营就是在市场里面穿针引线，间或买进卖出，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提供了流动性，这就是资本市场的生态。
对于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有几个素质比较重要。第一就是要有一定的数理分析能力，我们中国的教育中比较强调数理，我觉得这是很好，提供一个思考和逻辑分析的基础。第二是要比较强的和人的沟通交流，尤其是和客户打交道的能力。第三就是要有风险控制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历史上所有好的基金经理，往往最后都是败于自己的风格，因为太成功了，不断的重复，直到某一天崩溃了。
还有一个讲到这里，我想提一下金融工程，有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个专业，近年来国内也发展了这个学科，因为中国人数理基础比较好。美国华尔街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复杂衍生品的研究和交易工作，后来都是原来读物理和数学的中国人在从事。最近，有些同学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有一位中国同学叫戚成纯，在伯克利大学学习金融工程硕士，最近在毕业典礼前两周的时候在宿舍去世了，大家推测他的去世与过劳有关，这件事在留学生圈子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去年冬天的时候，他曾经在我们研究中心实习过3个月，是个非常优秀和努力的年轻人，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题目叫《生如夏花之绚烂》，传到网上，有很多年轻人留言怀念他。一方面，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另一方面，这件事情也提醒每一个在拼搏的年轻人，要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
另外一个要提到的行业就是PE，相对于一级市场来说，PE和VC，VC可能更早期一点，PE是接近中后期。比起二级市场，一级市场还是效率比较低。但大家要记住，凡是效率比较低的市场，也是机会比较大的。所以美国很多人在二级市场做了大半辈子，最后都来做一级市场，因为一级市场的利润比较高。但是因为一级市场效率比较低，往往也是高下立判。所以，收益和风险都是对称的。我曾经研究过在美国市场各类资产类别中，最优秀的(top quartile)基金经理和最差的(bottom quartile)基金经理的差别，就是说把一个市场，如股票、债券或PE，其中的数百个基金经理的十年投资年均回报做一个排名，把前25%的平均回报，减去最后25%的平均回报，结果大致是，大盘股票基金，10年下来，最好和最差的基金经理也就差1%，而债券往往只有几个基点的差距，而VC和PE行业，可以差出20%以上，客观上说明债券市场比股票市场有效，获得超额收益很难，而VC和PE市场远没有股票市场有效，投资管理水平的差距可以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条道路就是创业。我参观过前面提到的车库咖啡屋，很有意思。每一个桌上是三四个年轻人在创业，例如其中有一家是为别人做招聘的外包。互联网时代使得创业变得更加便捷，不像以前，不再需要购置车床或拖拉机，现在只要有个电脑上网就可以了，这使得创业比原来的壁垒降低了很多，当然，竞争也可能更激烈了。创业比起从事金融服务业，应该说是更艰难，但潜在回报也更高。当然创业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失败也可以是人生很好的财富。
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
最后，我想讲讲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些展望。中国经济很多时候会超预期。尽管说发展过程中有高有低，有很多忧虑，很多挑战，确实是，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加速的。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2000年我回国，2001年，有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他是高盛的总裁，叫约翰·桑顿，他放弃了高盛总裁职位，到清华来教书，一块人民币的年薪。我和他吃了一顿饭，我问他，你为什么放弃了高盛的位置，到中国来教书啊，他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说，他想来想去，他这辈子能够看到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超过美国，就是中国经济成为全球总量第一，他要到中国来见证这个过程。
2001年时，一般性的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在2050年开外，2050到2060年之间，所以我并没有拿他的话当真。后来有一次，和一位领导聊天，领导问，桑顿到中国来你有没有见过?我说，巧了，刚吃过一顿饭。领导很好奇，他为什么来中国。我说他告诉我，他到中国来见证中国经济超过美国。领导楞了一下，说这个桑顿，他这辈子想活多少年?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2016年，与原先的估计提前了近四十年，我们保守一点估计，2020年前后。应该说，桑顿还是挺有远见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加速?
很多人在看待经济前景的时候，往往短期因素看得多一些。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大的宏观背景，就是13亿人，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了，这个非常了不得的。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最基本的原理叫做自由贸易或自由交易(free trade)，理论上讲，自由交易是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可以做1个交易，3个人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个人15个，7个人31个。当13亿人越来越多地人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去的时候，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是不可逆的，结果可能是爆炸式的，英文叫做阶数增长(exponential growth)，总量的增长可能会呈现加速的态势，会有翘尾效应。
这是除去各种短期因素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最大的宏观和长远因素。看不到这个因素，可能你的估计全都是错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中国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没有让这些交易发生的环境，你可能花大部分时间进行社会的修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是对手方越来越多，大家发现参与市场经济的人越来越多。边远地区参与进来，开始搞旅游了，干部下海了，所以参与对手方越来越多，增加一个人，不是只增加一个交易，而是很多交易的可能。第二是升级，大家说农民工少了，影响经济发展，但可能很多农民开始办企业了，甚至有的去读了EMBA，也不是不可能。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道路交通的进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信息交换的便捷。第四是社会的进步，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信用体系的建立，法制环境的改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交易规则的清晰，我们要建设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必须讲规则，这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就是民族特性，中国人很勤奋，一天会做10交易，一个德国人一天做1个交易，一个希腊人大概10天也不做1个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从总量来说，它呈现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忧患意识，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改革，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某一天就突然变得完美无缺。这需要很多年轻人共同来参与，推动发展和改革。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还需要有智慧看到问题的本质，需要看清楚要在哪些方面去推动改革。
去年年底，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一片悲观，结果数据一出来，发现没有那么糟糕。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围城与穿越”，什么意思呢?围城，往往里面的人觉得外面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好，现在大家说，都不行了。中国人一看外面，金融危机，肯定不行，外国人看中国，看空中国。我看现在只剩了一种人说中国还可以，我把它称为穿越，在东西方之间的穿越。那就是，老外到中国一看，说中国还行，中国人出国一看，还是祖国好。其实好坏都是相对的。我认识一位拍经济专题片的导演，去意大利拍片子，正好碰到经济危机，贝卢斯克尼下台，连夜写个邮件回来，说到了意大利，发现还是祖国好，导演往往算是比较愤青的。我们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对自己有信心。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怎么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愤青或悲观。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里呢?2006年，我带着证监会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去搞党建活动，去了北京郊区地道战的遗址，叫焦庄户，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很震惊。一个广告牌上，不多不少，27个农家菜的广告，这弄不好就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后来我去参加国际论坛，什么都不用带，就带这张广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我说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行业，都是这么一帮人，他们丝毫不害怕竞争，他们全心全意的拥抱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滚滚不断往前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是充分竞争，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需要我们努力消除，但中国经济不缺动力。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往往缺点儿竞争规则，一般都是胡乱竞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我们要让中国经济能够纳入一个比较良好的、透明的、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这会使得中国经济走的更好。
每年都会遇到一些小事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去年我去了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参加会议，在机场接送我的是一位老司机，和他随口聊起来。我说您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开车谋生，他说他实际上是旅游公司老板，因为活动太多了，司机不够用了，只好亲自来开车。路上聊起iPhone，发现他挺了解iPhone，一问才知道，他还是这个城市的iPhone总代理。聊起股市，他最关心的问题，是IPO排队时间有多长，我说你这个旅游公司难道想上市不成，他说不是，我还投资了个PE，他参股了的一个公司差不多可以上市了。我后来想，中国13亿人究竟有多少老板?说不清楚。
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人多，第二，每个人都要办公司，都要当老板。大家说，美国有硅谷，是因为美国人有牛仔精神，喜欢创业，其实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点也不亚于美国人，只是缺乏一个机制。我们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能够更好地把这些创业精神唤醒，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
2010年底，中国跨越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如果时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时，世界在猜测，是美国崛起，还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美国今天人均GDP4万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万美元。但一百年前，起点是一样的，而且阿根廷这个国家资源很丰富，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耕地面积竟然和美国相当。一百年前的欧洲，很多人移民去美国，还是去阿根廷，犹豫不决，很多人最后去了阿根廷，为什么，南美气侯好，100年之后的这两个国家，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世界很奇妙，几乎是一个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世界今天又在猜测，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中国正好也走过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4000美元之后的竞争力靠什么?大国崛起竞争的是什么?从美国和阿根廷的百年兴衰来看，不是起点，不是资源，是体制机制。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中国有一首儿歌，“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跑的快”。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做改革，一只叫做社会问题，它们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它们可能都跑得很快，我们希望改革这只老虎跑的比另外一只老虎快一点儿，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并在此之后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真正的崛起。
我们看有没有可能性呢?完全有可能。因为中国的本质问题还是一个怎么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改革这个词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指的是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力，而不是别的。
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一个产业的市场化，农业，从包产到户开始，结果是什么呢?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谁来养活8亿中国人》，说中国这个国家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国人将来吃不饱饭，天下大乱。今天中国不止8亿人，13亿人了，可能有一半人在减肥，至少吃饭不再是问题。同样的一片土地，同样的人群，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从农业的市场化开始，随后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等各个领域。2001年到2006年，我有幸参与了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在金融行业推动市场化改革能带来的变化，行业规模从500亿到上万亿的爆炸式增长，除了市场环境等的客观因素以外，与其他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一样，每个从业者积极性的调动带来了行业潜能的释放。
今天中国改革的本质，仍然是怎样去推动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多领域需要市场化，也可以市场化。金融领域是一个典型，大量企业找不着资金，大量资金找不着企业。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不有效，不够市场化。医疗领域可能是另一个典型，一大帮病人找不着医院看病，一大帮医学院的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也是因为这个领域不够市场化。改革，可以有很多宏大的设计，也需要从经济社会一些明显市场化不足的领域做起，我们相信，这些领域的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动力。
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动力?对于改革的动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动力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个讲座，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讲座结束后，单位里一位年轻的小同事和我说，主任您讲的挺好的，但我就是老想不明白，你们这帮人怎么老想着中国崛起，怎么老想要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样生活，他们那么生活不是挺好的吗?当时这话问得我一时也有点回答不上来了，我说我们是没见过日本鬼子打进来，但是我们听说过，你们可能没怎么听说过。
有一天，我开车上班路上，听到电台播了这么一条消息，我觉得很感慨。最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30周年，阿根廷人举国上下在讨论，说想把它收回去，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阿根廷有一点像我们的台湾。英国人听说了，英国议会开了个会，说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舰去，把阿根廷再教训一顿。阿根廷的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面前基本上不堪一击，经济水平位列南美最贫穷国家之一，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虽然生活很悠闲，但是有时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国还是有改革的动力的。
当然，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改革也不再像30年前那样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候不改革就没有饭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体制的变革，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或许我们还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设计好改革的帕累托演进，让参与改革的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括在政府和市场的人才之间建立有序的旋转门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
那么，中国能不能再有一个30年的发展?在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过一个高速成长的30年。欧洲从废墟上开始复兴，德国、法国从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入经济滞胀，30年;美国二战结束后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危机;日本人是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30年;亚洲四小龙60年代末期起飞，走到了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30年;美国在1970年代后又有了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的背后是资本市场。中国1979年走到2009年，也是30年，还正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今天也正好站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加快推动改革，相信中国经济有能力再走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各种文明水平，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小平同志讲，如果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我想，我们这么一个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耻辱，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迎头赶上，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梦想和企及的民族复兴的光辉前景，就在可预期的未来。我想，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经历过中国的贫穷，见证了中国过去30年的巨变，还有机会推动中国未来30年的成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结合在一起才会有力量，我们有幸和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确实是非常的荣幸，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