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的前身是会馆

商会组织发源于法国，商会在中国则是近代化的产物，古代并没有这个概念，但有商会性质的组织，那就是会馆，明清两朝，商品经济渐次发展，各地会馆应运而生。

会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商会，它是外地商贾讨论商事、制订商规、沟通感情、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签订合同、调解矛盾、整饬组织、协调关系和娱乐休闲的场所，在维护古代商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化融合、倡导社会公德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湖南自古以来就有到外经商、闯荡江湖的人文传统，各地的湖南会馆很多，规模也很大，目前仅存两处，北京的湖南会馆大家都知道，曾国藩、宋教仁等湖南籍名人都在那里留下重要史迹，另一处则很多人不熟悉，那就是坐落在广西桂林地区恭城县的湖南会馆，是中国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古商庙之一，但它距湖南本土只有一百公里左右，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恭城是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瑶族小县，位于海洋山深处，海洋山大家都了解，是我们湖南的母亲河湘江的发源地，这个恭城县了不起，保存了一个历史文化奇迹，它是大陆唯一具有“文武官商”四大古庙的县城，而且规模宏巨、保存完好。

过去文庙与武庙不能建在一起，但恭城破了这一规矩，文庙即孔庙，也叫学宫，恭城的文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号称岭南第一庙；武庙即关帝庙，恭城的关帝庙兴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与恭城文庙毗邻而建，文武两座古庙几百年来相安无事，香火不绝，文为阳、武为阴，呈阴阳相合之势，体现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和文武双全的民间哲学理念。

恭城的文庙、武庙建在一起，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当地文人写了一幅对联赞美这种文化奇观：孔夫子关夫子两个夫子；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此联绝妙，道破了为官之道、博弈之道、经商之道和从文之道的真谛，极具品鉴价值。

周渭祠是官庙，北宋时恭城出了一名监察御史叫周渭，出身进士，清明廉洁，政绩卓著，做过封疆大吏，后人于明成化年间为他建了一座祠堂，老百姓称之为官庙。

恭城的湖南会馆俗称商庙，建于清朝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标签意义，许多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年，湖南会馆是四大庙宇中历史最短的，但气势宏伟，规模最大，其中的看台就能坐下1000人，可见那时的湖南商人了不起，做事都是大手笔，这是中国近代化史上湖南人留下的一个重大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与商业文化特点的建筑奇迹。

 近代商会的历史作用

清末实行新政，随后就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1903年清廷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商部，排在外务部之后，位列第二，可见清政府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当时商部非常支持商会的发展，规定商会不受地方政府节制，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但管理企业，还兴学堂、办杂志，参与社会管理，帮助政府收税。

中国那时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清末新政主要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国际接轨，不存在什么机构臃肿需要改革的问题，政府对商业与经济基本上是不管的，也没有什么政策限制，有关事务都由商会管理与协调。

但是清朝还是被推翻了，因为清政府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商会达到了1000余家，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阶级和全面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这些商会不但在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还是辛亥革命的依靠力量。

例如武昌起义的后勤支持主要来自汉口商会，前后提供了数百万银两，解决了革命军的给养问题，后来汉口商会也一直是湖北军政府的财政后盾，汉口商团在筹款济军、支持前线、参加夏阳战争、战地救护、稳定局势、平衡社会关系、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等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上海商会号称中国第一商会，是清末绅商的大本营，下辖数千人的商团武装，广大绅商和商团武装直接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特别在稳定维护上海的工商业秩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光复后，上海商会还遏制了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和帮会势力的军事冲动，上海军政府的经费也是虞洽卿等上海商会骨干赞助的。

广州商会也左右了的广东的光复与独立。武昌首义成功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按兵不动，持观望态度，广州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张鸣岐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后来广州城里出现骚动与混乱，也是商会出面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秩序。

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最具历史进步意义的一场革命，之所以流血不多，成为一场低成本高效率的革命，主要得力于各地商会的参与、调控与斡旋。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主要依靠了三支力量，一是帮会，二是新军，三是商会，前两者是同盟会发动参加革命的，而商会是主动参与革命的，但这一历史事实常常被正史所忽略。

商会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一直起着积极作用，南北议和时，工商业领袖人物张謇就不同意孙中山做大总统，建议他出国留学，以养人望，因为张謇认为孙中山不是治国之才，领导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只有袁世凯才堪当此任，由于商会不支持深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北伐的军费更是没有着落，孙中山只能让位于袁世凯，南北最终实现和平，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宋教仁遇刺后，社会舆论一致主张惩办凶手，召开国会化解纷争，但孙中山执意要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再次陷入内战局面，这是不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商人利益的，所以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商会均不支持这场军事冒险行动，上海总商会郑重其事的通电全国，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并警告孙中山说若起兵动武，就是开历史倒车与人民为敌，孙中山一时陷入孤立地位，无奈只好黯然收兵，流亡日本，二次革命就这样流产了，这实在是商会的功劳。

民国以后商会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商会，基本沿袭前清的做法，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天津还是上海或是武汉，商会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都是卓有成效的。

北洋时期和蒋介石统一全国后，商会的性质、作用都一脉相承，没有根本改变，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有《商会法》，说明当局对商会的尊重，商会的合法权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当时的政府忙于政治与军事，几乎无暇顾及工商实业，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直至抗战前夕，当时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这主要得力于商会的贡献。
商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在敌后，各地商会都在最大程度上给与前方以巨大的支持，他们还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国内抗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的后勤保障，都以各地商会为后援。新四军在江南打游击，其军需物资，大多也通过各地商会筹措与中转。

商会还是各种政治势力与地方军阀的财政后盾。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大小军阀的军费来源基本上都是商会提供的，所以军阀们都打出一个口号，叫做“保境安民”，让商人能安全的做生意赚到钱，相当于今天的“维稳”，所以那时军阀与商会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商会也是反对北洋势力的重要力量，当年的长沙商会就积极参与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联省自治”，毛泽东率团去北京请愿的费用都是长沙商会赞助的，到了北京就住在湖南会馆，食宿全包了，这也是商会的担当。 

当代商会的大致轮廓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很快就被解散替代了，但各地商会对新生的共和国有三大贡献值得一提，一是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支持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支援抗美援朝中捐款捐物贡献巨大；三是帮助政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个改造完了，商会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

1953年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央政府政府主管的“中国民间商会”，即后来的“全国工商联”，为省部级单位，设有党组，省市县都有对应的机构，从此商会失去了独立自治的民间法人社团的性质，到文革期间，这个组织也被解散了。

改革开放后，工商联恢复活动，但“御用”性质没有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民营经济的崛起，政府放开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允许成立经济类、慈善类和社会福利类型的社会组织，所以各地商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等陆续成立，近几年又放开了地级市成立异地商会的限制，目前异地商会办得最为活跃和最具实效的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市，形成了一些大的“商帮”与利益诉求集团。

商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帮会，是企业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做大做强的民间组织。它是政府的帮手，也是政府的对手，可以帮助政府管理协调企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可向政府争取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扶持政策。

但是商会不能仅仅只关心自己的企业发展，关心自身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些慈善事业，还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

 商会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商会的核心成员是企业家，这是一个最具基本共识也是最务实的群体和阶层，由他们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是最有成效的，它比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更具动手能力、实操能力与社会渗透力和延展力。

我们首先要推动知识界和学术界重新评估近代商会的历史，过去写近现代史都突出革命与政治这个主题，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是主线，很少提及商会，其实商会在助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但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领航者和牵引者，也一直是近代中国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与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作者：高源   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