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没有到过湖南，更未曾涉足邵阳，与他有过交往的邵阳人也不多，在鲁迅笔下有过记载的邵阳人只有石民、刘百昭、李式相等三人。
鲁迅的朋友石民
石民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歌流派——象征派的重要诗人，他原名石光络， 1903年3月出生于湖南邵阳（今新邵县陈家坊）一个官绅家庭。石民是诗人，也是散文家、翻译家、编辑。1928年，他大学毕业,次年远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任编辑,曾编辑过《北新月刊》、《青年界》等。1942年,石民被肺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石民自幼聪明好学,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受师友林语堂、徐志摩、胡风、梁遇春等人的影响，他在学生时期就热爱文学，开始从事诗歌、散文创作。1930年前后,他在文坛尤为活跃,与鲁迅等大文豪一样成了《语丝》的重要作者，与废名、梁遇春齐名,并因为共同主办《骆驼草》杂志而称为“骆驼草三子”。
石民很早就与文学大师鲁迅有了密切交往，当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常常慕名到中文系来旁听鲁迅的讲座。到北新书局任编辑后，他和鲁迅经常保持书信联系，多次主动上门去鲁迅家约稿，每次采用过鲁迅的稿件，又及时将稿费送到鲁迅手中。正是由于石民的热心牵线，鲁迅的许多著作，特别是翻译作品，都得以在北新书局出版，为书局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在做编辑的同时，石民坚持文学创作，并利用与鲁迅业务交往之便，虚心向鲁迅请教。他的一些诗文或译稿，在付印之前总要寄送给鲁迅，恳请先生批评指导。其诗集《良夜与噩梦》出版后，首先想到的也是给鲁迅寄书。
对石民，鲁迅也始终是有好感，并且心存感激的。从1928年7月到1936年鲁迅逝世，他俩都有密切交往。鲁迅至少在57则日记中提到了石民。1930年11月，石民得了肺病，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在日记中写到，他陪同石民去在上海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里就诊，因为石民日语不甚流利，鲁迅还主动给石民和平井当翻译。如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上午往平井博士寓乞诊，并为石民做翻译。”石民每次请他修改稿子，他都不厌其烦地仔细修改，改好后又附信给予鼓励。鲁迅自己一有著作出版，也都要给石民赠送样书。
1934年5月，石民的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囊中羞涩的石民先是想把自己翻译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巴黎之烦恼》的版权卖给他自己所供职的北新书局，可是北新书局的老板不讲情义，未肯收买。在危难之际，石民想到了乐于助人的鲁迅，请鲁迅帮他解难。鲁迅果然不负石民所望，他深知石民精通英文、法文，创作态度严谨，为人诚恳侠义，便慷慨答应代他转卖，并先垫付了稿费银洋250元给他治病。次年4月，鲁迅通过关系，请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石民的译作《巴黎之烦恼》一书。
因为感情真挚，情趣相契，即使卷入纠纷之中，石民和鲁迅也一如往常一样亲密友好。1928年暑假期间，作家程侃声和王方仁几乎同时翻译了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红笑》。王方仁把译稿寄给鲁迅，请他指导并推荐发表。鲁迅把稿子交给了《小说月报》，于1929年1月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程侃声的译稿出来后，也及时寄给了北新书局，石民负责编辑他的稿子。可是，当王稿发表后，程的稿子还未付梓，程却怀疑王抄了他的稿子，并因此惹起一场风波。这个风波出来后，由于石民和鲁迅以友情为重，且都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所以，很快就平息了。事过不久，因为版税纠纷，鲁迅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打起了官司，但作为北新的员工，石民依然和鲁迅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石民虽然只活了不到40岁，却留下各种著作近20部，单篇译作、散文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良夜与噩梦》,、《巴黎之烦恼》、《他人的酒杯》等。他编著的《北新英语文法》发行量很大，为当时中学普遍采用。
鲁迅“骂过”的刘百昭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在他的笔下，嘻怒笑骂皆成文章。据有关学者统计，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借题发挥，“骂”梅兰芳男扮女妆的“太监文化” 之类。在鲁迅骂过的中外人士中，也有一位叫刘百昭的邵阳人。
1889年，刘百昭生于我市洞口县高沙镇（当时属武冈）木山村，少年时期，他在家乡的观澜书院和高沙中学堂就读，中学毕业后，考取湖北高等铁路学堂铁路建筑专业。在武昌求学期间，正逢武昌起义爆发，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后因革命有功，取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先后在英、德等欧美国家游历十余年，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23年，刘百昭由法国启程回国，先是在湖南高等商业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期间，应省长赵恒惕之邀，参与了湖南大学的筹创工作，并出任校董。1925年4月21日，刘百昭的留英同学章士钊由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的第七天，就提名他担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主管全国高等教育事宜，同时负责接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筹办国立女子大学。刘百昭上任之日，正是女师大学生学潮风起云涌之时 ，章士钊和他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扬言要“整顿学风”， 就这样引发了以章士钊、杨荫榆、刘百昭为代表的段祺瑞政府官员，和以刘和珍、许广平、雷瑜（邵阳人）等为代表的女师大学生之间的矛盾。在这场矛盾中，刘百昭因受章士钊的安排，带领警察和临时雇佣的女仆压制了学潮而受到鲁迅先生的批评。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在另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这样写道：“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 ”刘百昭虽然在女师大学潮中为人利用，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对祖国、对教育的热爱构成了他人生的主要乐章。留学海外时，他就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而发愤读书。回国后，他积极整顿教育，终其短暂的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其中值得浓墨重彩一说的是，恢复已经停办的国立美专（中央美院的前身），并新开音乐、戏剧两系，创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该校的首任校长。刘百昭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期间，励精图治，培育了一批批艺术人材，其中有李苦禅、冼星海、张寒晖等佼佼者。
刘百昭思想倾向进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可惜找不到反蒋的正确途径，一度投靠到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圈里。在南下香港、广州，与桂系谋划反蒋运动的途中，他却只能看到兄弟阋墙，同胞受苦的境地，于是又发出“欲救中国，似仍宜从教育下手”的呼声，并应少帅张学良之邀，到东北交通大学和东北大学担任教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赴抗战前线考察和慰问抗日义勇军，发表考察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全员抗战。1933年3月，刘百昭与鲁迅的朋友石民一样，因身患肺结核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四顾周庐”的李式相 "
在1927年的《鲁迅日记》中，连续四篇日记里提到了“李式相”这个名字。“上午李式相来，并致易寅村信”（10月23日）；“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10月25日）；“晚李式相及别一人同来”（11月27日）；“午，李式相来，未见，留易寅村信而去”（12月11日）。
李式相又名李燮治，邵阳人，小时候与他的小同乡——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闯将匡互生一起念过私塾，后来这一对同窗好友又相伴去长沙，入读邵阳驻省中学，从此，他俩“日则同餐，夜则同宿”，感情非同一般。1924年，李式相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任职。鲁迅日记中一并提到的易寅村，即我国现代教育家易培基，上世纪20年代前期，他先后两度出任教育总长，1927年在上海创办劳动大学并担任校长。
1927年9月，上海劳动大学挂牌开学，易培基聘请李式相为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训育课主任，同时聘请匡互生为劳工学院学务部部长。
李式相在担任训育课主任这段日子里，受易培基的委派，先后四次登门拜访鲁迅。第一次是10月23日，他持有易培基的邀请信，去请鲁迅先生来劳动大学演讲、授课。事隔两天后的第二次是专门来接鲁迅演讲的，鲁迅与李式相一同去劳动大学作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第三次去鲁迅家具体做什么，不得而知。李式相最后一次去拜访鲁迅，是因为鲁迅这段时间因忙于编写《唐宋传奇集》（上、下册），没有时间外出兼课，决定辞掉劳动大学的兼职，于是，李式相拿着易培基的信前往挽留。但是，鲁迅去意已决，连易培基预付的薪水都退了回去。以后，李式相也相继从训育部转到了中学部任主事（校长），再调任翻译馆周刊编辑，他与鲁迅的交往也就很少了。
李式相虽是一介书生，却胆大勇敢。1944年10月，他的家乡邵阳沦陷了。当时，邵阳三大学校爱莲女师、县立师范和邵阳县中合并成邵阳临时中学，一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学子便随同学校边读书边逃难。学校先是在邵阳城区附近流动办学，后来迁到隆回县的石桥铺。这时，身兼省政府参议员的李式相，受命于危难，来到偏僻的石桥铺担任临时中学校长。他到任不久，日寇就已侵入隆回，他又带领师生们向更偏远的溆浦水东转移。当师生们途经隆回小沙江时，遭到后面追上来的一小股日本鬼子的攻击，师生们拼命往一座小山上爬去，结果又撞着了驻扎在山顶上的国民党部队的机枪。在进退两难之际，李式相冒着生命危险，举着双手，低着脑袋，冲上山顶，向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说：“我是校长，是湖南省政府的参议员，带学生转移到溆浦去。”指挥官查明他的身份后，掩护师生们翻过山顶，向溆浦方向前进。
李式相任校长期间，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教学实践，在主管学校行政工作之余，他还兼任了一个班的语文教学。据与他共过事的伍东白先生回忆，李式相工作扎实，教学认真，在老师中口碑很好。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式相去了台湾，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注： 作者系邵阳市政协委员、市委老干局副局长（正处）